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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民族寓言的織夢家
—彼德•凱瑞的「後殖民╱流放」文學
只有通過歷史,一個民族才能認識自己
亞瑟•叔本華(Arthur Schopenhauer)
被譽為20世紀世界文壇的「專業夢想家」,兩度獲得英國「布克獎」的澳洲「新銳派」小說家彼德‧凱瑞(Peter
Carey),1943年生於澳洲墨爾本的巴克斯‧馬斯(Bacchus Marsh)鎮。在讀了短短一年的摩納希大學(Monash
University)化學系之後,因考試失敗和對科學研究毫無興趣,在澳洲小說家兼戲劇家貝利‧奧克利(Barry
Oakley)和以從事青少年創意文學而知名的小說家莫里斯‧勞瑞(Morris
Lurie)的鼓勵之下,輟學轉入廣告行業和文學創作,擔任福特汽車公司的廣告文案設計師。彼德‧凱瑞融合了當代各家各派的創作手法,諸如卡夫卡式存在主
義風格、後現代主義、超現實主義、科幻、政治寓言、新歷史主義、魔幻現實主義、黑色幽默、哥特主義等等,使他的作品具有多元而複雜的藝術表現性。
作為一位澳洲作家,凱瑞宣稱他從事寫作的全部目標是在「發明」(invention)和「發現」(discovery)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—新澳洲,這意
味著「重寫澳洲」(rewriting Australia)、重新書寫真實的澳洲歷史(true Australian
history)、開創一種既能繼承傳統又不拘形式的「新澳洲文學」,是他文學創作的最高志趣。彼德‧凱瑞最重要的貢獻在於運用「後殖民反寫」的策略,實
現了在文學上「重現澳洲」的重大意義,彌補了澳洲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民族歷史與國家認同的不足,顛覆了英國帝國主義書寫下澳洲的歷史邊緣地位。凱瑞被視為本
世紀初最有希望奪取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,目前客居美國紐約,並任教於紐約大學(NYU)。
所謂「新銳派」是指當代以「虛構╱迷幻」為風格,以撰寫短篇或極短篇小說而見長,以「後—新小說」(Post-New
Novel)為標記的現代小說家。凱瑞不僅隸屬「後—新小說」陣營中「後殖民批評」的健將,他更賦予傳統「新小說」豐富的創作技巧和藝術感染力,表現出一
種獨特的「末日美學」和「後現代荒誕」的個人風格。凱瑞自稱最欣賞的作家是福克納(William
Faulkner),他的作品則深受卡夫卡(Franz Kafka,1883-1924)、阿根廷作家波赫斯(Jorge Luis Borges,
1899-1986)、德國作家君特‧葛拉斯(Günter Grass, 1927-
)、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等人的影響。在政治立場上,凱瑞是個「反英派」,他向來反對英國女王對澳大利亞的形式統治,數次公開主張澳洲應該脫離「大英國
協」,走向獨立自主的「新澳洲」,他自己則兩次婉拒了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親自接見。在文學批評家眼中,凱瑞屬於一種「難以歸類」的作家,因為與其說凱
瑞是在「寫作」文學,不如說是在「發明」文學。他的作品充滿突破與創新的越軌之美,在文體形式上兼具一種脫韁野馬的魅力。
澳大利亞(Australia)一詞語出拉丁語“
terraaustralis”,
意指「南方大陸」,17世紀被歐洲人發現之後,以為這是一塊直通南極的陸地,故取名「澳大利亞」。1770年英國人類學家兼探險家詹姆斯.庫克
(James Cook,
如圖)發現了澳洲,以「劃地圖」的方式宣佈澳大利亞為英國的領土,從此澳大利亞就成為英國的殖民地。18世紀末期英國本土監獄囚犯人滿為患,而美國獨立戰
爭之後英國失去了美國這個「流放罪犯」的場所,為了尋覓另一個罪犯流放場所,澳大利亞成為首選之地。1788年第一艘載有近一千名罪犯的英國輪船抵達雪梨
(Sidney),展開了英國向澳大利亞輸入總數達16萬名罪犯的流放殖民統治。在被流放的罪犯中,大多數是刑事犯,但也包括政治異議份子、社會改革家、
工會運動家和愛爾蘭獨立份子。1901年「澳大利亞聯邦」成立,成為英國的自治領地,此後自由移民澳洲的人口開始增加。1931年起成為「大英國協」成員
國之一。在1992年以前,英國女王還是澳大利亞的國家元首,由女王任命的總督為澳大利亞法定的最高行政長官。直到1992年12月17日,澳大利亞聯邦
政府內閣會議決定,澳大利亞的新公民不再向英國女王及其繼承人宣誓效忠,澳大利亞才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。
1974年凱瑞首度發表他的短篇小說集《歷史上的胖子》(The Fat Man in
History),文集由各自獨立、非連貫、拼湊式的短篇故事組成,這部文集一反澳洲傳統文學那種正經八百、溫文如雅的風格,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社會黑暗
與人性汙濁、權力的濫用與人吃人的殘酷景象,都被攤在讀者的面前。在一個以「委員會」為最高統治的社會中,由於「肥胖」被視為貪婪、剝削和反革命,六名胖
子只好躲在地窖裏謀求安全。在這個孤絕和貌似精神禁欲的囚房中,胖子們終日
無
所事事,只是一味猜疑、作惡和相互監視。在密不透風的生活境遇中,胖子們逐漸喪失了理性,甚至以人吃人的手段相互殘殺。然而最後竟然發覺,原來六名胖子不
過是上層統治階級用他們來進行科學實驗的「白老鼠」,也就是運用科學實驗來探測人性最深層黑暗的可能程度與景象。實際上,對凱瑞而言,「社會」從來就不是
「人類善良的集合體」,而是無形而諾大的「吃人網絡」。小說中,肥胖(obesity)、地窖、科學報告、都是虛構性的隱喻,它分別代表個體、社會與權力
系統的否定性本能,通過這些「惡的象徵」,凱瑞旨在探討一種「普遍而深沉的惡性」,藉以帶領讀者目睹「社會之惡」的可能性與極致性。
《剝皮》(Peeling)是一篇極短篇,描寫現代人對生命意義和生活目標的倦怠感、疏離感和無聊感。主人公清晨醒來,無事可做、無事可想,只有等待窗外
的巴士通過,看看自己反射在視窗上的倒影,只有等待郵差前來送信,但實際上根本沒有人給他寫信。自我的感觸只是視窗上晃動跳躍的影子,等待空洞的信箱意味
著等待空乏的人生,等待沒有目標的期望意味著虛擲蒼白的生命。《剝皮》中有一個神秘女子,被她心愛的男子層層剝去衣服,當剝到快見皮肉時,神秘女子突然變
成一堆碎布片,原來神秘女子本來就是個布偶娃娃。《剝皮》表現了「後現代人生」(postmodern human
life)極度的失落與扁平無味的生命況味,而剝皮娃娃則意味著現代人追逐「布偶幻象」而渾然不知,小說也表現了凱瑞對現代虛無主義準確的捕捉和刻劃。
《你愛我嗎?》(Do You Love
Me?)是一篇反諷人性危機的寓言故事,描寫「城市人類」若是失去相互惜愛的能力,身體就會變形而消失,城市建築就會崩蹋瓦解,文明就會失色而退化,自然
災難就會毫不猶豫地降臨人類身上。凱瑞通過人性的冷漠和對愛的渴望的對比和矛盾,來透析現代人逐漸失去互愛能力的困境。《機遇》(The
Chance)描寫的是美國文化入侵的惡果。這部短篇不僅諷刺人們對美國文化與技術「不甚理解的依賴」,一種盲目「崇拜美國」的歪風,乃至到處充滿以「美
國價值」的標準來衡量一切生活事物的扭曲心態,更對美國文化無恐不入的「傾銷灌售」作了露骨的描繪。這部短篇實際上在諷刺澳洲人一種「文化奴隸主義」的心
態。
《西邊的風車》(The Windmill in the
West)是一篇關於「認同錯亂」的政治寓言小說,故事描寫一位駐守在邊界的無名士兵,由於長期的孤獨與隔絕,因而把東西方位完全顛倒了,甚至認為「太陽
是從東邊落下,從西邊升起」,於是士兵把西邊的疆域視為美國的領土,把東邊的疆域視為澳大利亞,並且深信不疑。邊界士兵本來應是固守前線的尖兵,但實際上
卻完全失去方向感。地理方位的迷失是文化迷失的象徵,凱瑞以「西起東落」這一反諷隱喻來指涉一種殖民主義下認同的顛倒和錯亂。這種錯把異國當本土的荒誕認
知,不僅影射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具有「擾亂」政治地理版圖的破壞力,而這個因「誤守疆土」而導致精神分裂的無名士兵,則是一種殖民病症的典型和縮影。
《美國夢》(American
Dreams)也是一篇關於文化認同的寓言故事,是凱瑞最成功的一部短篇。故事以一個天真的小孩為敘事者,描寫一位被視為怪胎的城鎮居民,因不滿城內人過
著美國式拜金主義的生活,獨自在一光禿的山頂上,建造了一座與城鎮一模一樣的模型。模型內不僅仿造城鎮的建築與街道,還把城鎮中的人物、生活、動作與姿
態,甚至包括人際關係與不倫私情,都一個個塑造成雕像,使得模型活潑生動,栩栩如生。建造者雖然自知「城市模型」只是一個「虛構的謊言」,但仍然期望在模
型中凸現「城鎮之美」來喚醒居民擺脫「美國夢」的崇拜幻想,進而熱愛自己的鄉土與文化。模型在建造者死後被居民發現,居民卻把模型改成觀光景點,吸引美國
人來此觀光遊覽。然而,當眾多「真實」的美國人紛紛來到此地之後,城鎮居民反而覺得自己的美國夢已趨於「虛幻」,而美國人在發覺虛構的模型與真實的(美國
化的)城鎮有很大落差之後,也對模型失去了興趣。在小說中,凱瑞刻意模糊「真實」與「虛幻」的界線,從這種界線的模糊中批判人們「似真實假」、「以假亂
真」的現實心態:對居民來說,人們在「真
實
的」的城鎮中過著「人性虛假」的生活,而「虛構的」城鎮模型反而內含著「真情至性」的本土文化;對美國人來說,他們想要觀看的是城鎮居民模仿美國帝國主義
式的生活樣態,當他們的城鎮模型只是「彷假」美國樣式藉以「亂真」本土文化時,美國人的「帝國自戀」自然就悻然消退。通過這部短篇,通過素來以純僕為尚的
澳洲生活和腐化傭俗的美國生活之間的強烈對比,凱瑞警告戰後的澳大利亞有淪為美國文化殖民地的痛苦和危險。
1979年凱瑞發表第二部短篇小說集《戰爭罪行》(War Crimes: Short
Stories),(凱瑞所有短篇後來收錄在重印的《短篇小說全集》[Collected Stories,
1994]之中)。在題為《蟹》(Crabs)短篇中,凱瑞以超現實主義的手法,描寫一位瘦小柔弱的青年在如幻似夢、無法逃離的社會環境中,所遭遇的恐怖
經歷和最後自己的變形。青年蟹(Crabs)天生體小羸弱,經常受到人們欺負,為了增加體重,他吃的東西比正常人多兩倍,且因為吃得太多,「使他大部分的
時間都躺在床上呻吟」。他自稱自己得了梅毒,又被人發現還是個「處男」,因而被取名為「怪胎」(crab)。為了改變自己弱者的形象,也為了擺脫纏繞在他
內心的被放逐感和被剝奪感,他選擇了以拖車司機為業。他整天夢想著一種情景:他的腳猛力一踩,道奇(Dodge)車的馬力煞那間爆發出來,把員警遠遠地甩
在後頭。於是早報就會登出這樣的消息,『一輛早期型號的美國車,以每小時100英哩的速度甩掉了員警』。
在一個週末他開著拖車帶著女友卡門(Carmen)前往一家汽車電影院,沒想到他的拖車輪胎竟在他正與女友車上做愛時被執法的員警偷走,汽車電影院突然變
成一所「難民營」,隨後又變成了一處「監獄」,為了逃離這個混亂不堪的場所,蟹於是把自己變成一部大型拖車,衝出監獄,沒想到街道上也是空無一人,原來所
有人都躲在這個叫「星星汽車電影院」裏。蟹其實並未真正逃出,而是闖入另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裏。凱瑞通過這一虛構故事,展現了現代人在龐大而無情的社會體
制下無力抵抗、無處可逃的困境。蟹這個青年,就像似卡繆(Albert Camus, 1913-1960)小說《瘟疫》(The
Plague)中的李爾醫生(Dr. Rieux),逃不出鼠疫為患的死城,逃不出人們的精神墮落和腐敗。
《南
邊小亭的生與死》(Life & Death in the South Side
Pavilion)描寫一個卡夫卡式悲劇人物的困頓與遭遇。一名公司的職員,獨自一人駐守在一所小亭子裏,他的任務就是為公司「看管馬匹」。由於亭子裏有
一座水池,馬匹經常跌落水池而淹死,而他的職責就是防止馬匹落水致死。面對這一無聊透頂的職務,他向公司要求辭職,但得到的答案卻是只有在全部馬匹都淹死
後才准予辭職。由於無法阻止馬匹一一落水而死,這名表面上是「看管」馬匹實際上卻是被馬匹所「囚禁」的無名牧馬人,就像那些跌落水池無法自拔的馬匹,從此
陷入掙扎與痛苦的深淵之中。凱瑞一方面通過「馬匹不斷落水」來暗喻人類處於工業文明下無法扭轉的宿命式噩運,而「離職條件」則像是資本主義邏輯只有在榨乾
人類所有精神能源之後才肯罷手;另一方面,人類生存處境的荒謬性往往具有兩面性,局外人也許看得一清二楚,局內人不僅渾然不知,甚至可能拿出更荒謬的邏輯
來合理化早已荒謬化的生存處境。
1981年凱瑞發表他第一部長篇小說《福祐》(Bliss)。隨後陸續發表了《魔術師》(Illywhacker,
1985)、《奧斯卡與露辛達》(Oscar and Lucinda, 1988)、《稅務檢查官》(The Tax Inspector,
1991)、《崔森‧史密斯不凡的生活》(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,
1994)、《黑獄來的陌生人》(Jack Maggs, 1997)、《凱利幫的真實歷史》(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
Gang, 2000)、《我虛假的生活》(My Life as a Fake,
2003)等等。凱瑞的許多作品還被拍攝成戲劇或電影,使凱瑞的小說在文學想像之外擴展了視覺美感的深度。
《福
祐》是一部夾雜現實與荒誕、悲喜交集的黑色幽默作品。小說描寫一位「三死三活」的廣告商遊走天堂與地獄、來回於物質與精神雙重存在的虛構性故事。作品獲得
1982年邁爾斯‧富蘭克林獎(Miles Franklin
Award),且被拍成頗具爭議的電影,獲得澳大利亞電影文學包括「最佳劇情」等三大獎項。故事以一個能言善道的廣告商哈里‧喬伊(Harry
Joe)為開端,他原本是一個交遊廣闊、事業成功的商人,擁有美麗的妻子和美滿的家庭,但卻死於一場突發的心臟病。當他從鬼門關復活重返人間時,他發覺自
己竟從原本無憂無慮的純淨世界(死亡後的天堂),跌入危機四伏的經驗世界(復生後的地獄)。他發覺原本身邊的人都在編織謊言,妻子與公司同事有染、女兒縱
慾於不倫雜交,兒子還暗中進行販毒的勾當,這一切導致了喬伊精神崩潰。於是他被送進了瘋人院,這等於又死了一次。然而他在這裏遇見了來自新南威爾斯
(NSW)的「叢林姑娘」芭芭拉(Honey
Barbara),並且愛上這位代表正直、健康、理性和「天使般象徵」的女孩。然而他的妻子為了利用他來推銷自己設計的廣告,再次把喬伊從醫院接回,這等
於又把他從天堂拋回到人間地獄。二次重返人間的喬伊不再是殷實善良的商人,他變成投機狡滑、充滿暴力和欺騙的奸商。這一切導致了芭芭拉的離開,兒子自殺,
妻子罹患絕症最後引火自殺。一貧如洗的喬伊最後逃離了城市,逃向芭芭拉所在的叢林,從此獲得了幸福與重生。
《福祐》這部作品展現了凱瑞文學天賦上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。作品中充滿了機智巧妙的對話、令人捧腹大笑的挖苦和諷刺,離奇而驚嘆的劇情,多變而複雜的人
物性格,特別是對喬伊這位在商場打滾多年、世故老練,卻又嚮往純真正直生活之矛盾性格的唯妙刻畫。凱瑞通過一種模糊的生死交錯,界線不清的真假變幻,來表
達人們如何急於逃離謊言四佈的現實生活,尋求一種無疵無瑕的「精神存在」(spiritual
existence)。由於現代人迷失在一種海德格(Martin
Heidegger,1884-1976)式「存在之遺忘」狀態中,因而物化(being
materialized)為一種「純粹物件」的存在樣式;由於缺乏對「精神質素」的追求,人們必須不斷編織謊言來掩飾自身無可奉告的物化本性。「叢林姑
娘」雖是一個虛幻般的假想人物,但卻具有道德的實在性。由此來看,凱瑞式的劇情虛構並不盡然是虛幻不實的,一種「道德的烏托邦」,在人們生死關頭的抉擇中
確實是存在的,只不過在物化文明的遮蔽下,被人們棄守和遺忘了。
《魔術師》(Illywhacker)是一部長達六百頁的虛構小說,描寫一位自稱有139歲的騙子四處招搖撞騙的故事。“
Illywhacker”
是澳洲土語,類似於英語俗語的“con
–man”,若以中文來說,類似粵語中的「老千」,華語中的「郎中」或「黑客」。故事以倒敘方式講述一個叫亞伯特‧巴傑瑞(Albert
Bagery)的老人(生於1886年),一生「以騙渡日、以拐為生」的漫長生涯。整部小說雖然是以超現實手法虛構而出的故事,但也充滿子孫三代家庭的傳
奇和溫馨,從真假莫辨、魚目混珠(例如老人具有隱身術和過人的偷竊工夫)的矛盾中,透露出人性的尊卑和冷暖。這位老人善於欺騙說謊,但他的目的卻是無害
的,純粹只是想在別人深信之後換取尊敬自己的娛樂和快感。
凱瑞旨在表明,「欺騙」不僅是人性中自我掩飾、自我分裂的一處「黑洞」,但也是人們維護自尊、求取生存的一種方式和手段。問題不在於欺者如何「欺人」,而
是被欺者如何「被欺」。人性中總有欺人與被欺的成份,人們又如何分辯拒不相信者正是面對真理前的自欺?深信不疑者又何嘗不是死抱謊言而不自覺?老人雖然是
個不足為訓的老千,但他往往欺人卻不自欺,他也並不真的相信以欺騙換得的尊敬和崇拜是真實可靠的東西,但他卻懂得在早已佈滿謊言的欺妄世界中技高一籌,在
「欺中有欺」的世界中瞞天過海、求取生存。
在
往後的創作生涯中,凱瑞的作品越趨成熟穩健,作品的歷史深度和哲理內涵也越來越深厚。1988年發表的《奧斯卡與露辛達》(Oscar and
Lucinda)使凱瑞躍上世界級文學大師的行列。作品不僅獲得英國布克獎(Booker Prize),是繼湯瑪斯‧肯尼利(Thomas
Keneally)的《辛德勒的方舟》(Schindler’s Ark,
後被改編為電影《辛德勒名單》)以來獲得此一殊榮的澳洲作品,小說的出版也標誌著凱瑞寫作風格的明顯轉變,從對人性內心世界的嘲諷戲弄,轉向對殖民歷史、
宗教疑義、澳洲本土社會和民族處境的關懷;從否定式的揭醜和批判,轉向客觀的同情與反思。小說引用許多澳洲的歷史遺跡和民族史料,使小說具有一種古典懷舊
的歷史縱深感。小說還被以拍攝《新小婦人》(Little Women, 1994)而成名的澳洲女性主義導演姬蓮‧阿姆斯壯(Gillian
Armstrong)拍成電影,由後來因主演《英倫情人》(The English Patient)而走紅的英國演員雷夫‧範恩斯(Ralph
Fiennes)和主演《亂世有情天》(Charlotte Gray)的澳洲女星凱特‧布蘭琪(Cate
Blanchett)主演。電影獲得全球影評人的高度肯定。
故事坐落在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,男主角奧斯卡.霍普金斯(Oscar Hopkins,
1841-1866)出生於英國一個虔誠的基督教「普里茅斯兄弟會」家庭,自幼患有恐水症,曾在牛津大學攻讀神學。奧斯卡其實並不是典型或守舊的神職人
員,他既吸食鴉片,又精研睹博,後來脫離兄弟會改信英國國教,在神學院中潛心研究撲克牌技和睹馬,畢業之後被「發放」到澳洲傳教。作為一名流亡澳大利亞的
牧師,奧斯卡渡海遠行的目的是為了賭博和探險,而不是濟世傳教,這意味著一開始,凱瑞就把「傳教」背後的殖民意識和私人動機,予以昭然揭露。傳教的背後,
負載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冒險熱情和帝國男兒的英雄意識,儘管奧斯卡從來就無法預知最後會為了一場「愛情睹博」而客死異鄉。
露
辛達(Lucinda
Leplastrier)則是一個澳大利亞農場主的女兒,具有叛逆不羈的性格,自幼失去雙親,但卻繼承一大筆遺產。18歲之後隻身前往雪梨,遇到一位懂得
玻璃工業的年輕牧師鄧尼斯.哈撒特(Dennis
Hasset),並在他的協助下買下一家玻璃工廠。奧斯卡和露辛達兩人在賭場邂逅而綴入情網。兩人的親密關係與賭博行為被教會發現,奧斯卡因而被革除了神
職身份。露辛達深愛奧斯卡,想以「贈送財產」的方式證明她對奧斯卡的愛意,於是兩人以「打賭」的方式相互證明彼此的心意。露辛達要求奧斯卡將一座「玻璃教
堂」送往哈撒特任職的教區,如果奧斯卡能夠順利完成任務,她將以所有家產相贈。露辛達雇請具有探險經驗的傑弗瑞(Mr.
Jeffris)全程護送奧斯卡,無奈的是,傑弗瑞是一個殖民主義暴力份子,一路上的暴行令奧斯卡怒不可遏,最後用斧頭將他砍死。到達目的地以後,處於殺
人恐慌中的奧斯卡,在寡婦米莉安.查德威克(Miriam
chadwick)的誘惑下與她成婚。醒悟過來的奧斯卡後悔莫及,來到船上的玻璃教堂中上懺悔,不幸船體斷裂,教堂與奧斯卡雙雙沉入貝林傑河
(Bellinger River)之中。
凱瑞以「反維多利亞浪漫主義」的筆法,刻意避開傳統浪漫主義的濫情老調,沒想到依然將這部小說寫成一部揉合著蠻荒叛逆、宗教諷刺、殖民惡行、帝國天真、多
面人性和末日情愛等等具有豐富藝術內涵的作品。傳教與賭博原本是水火不容的事物,但如果將「傳教∕帝國教化」和「賭博∕蠻荒歷險」作一聯結,這就充滿了殖
民主義極為豐富的歷史內涵。基督教原本就是帝國用來教化蠻族土著的精神工具,作為一種征服或被征服者的信仰,它其實與賭博有何差異?在第57章題為「懺
悔」(Confession)的段落中,露辛達以她過去的好賭成性向奧斯卡「告解」,奧斯卡卻以「何罪之有?」回答她,他這樣說道:
我們的信仰是一種賭注(wager),我們都在賭博。這些巴斯葛(Pascal)
都有提到過,這是相當有智慧的說法。……我們都賭有上帝的存在,
而且用我們的生命下注。我們估算可能率和報酬率,希望未來能和眾
聖徒併坐在天堂。……看著我們在床邊禱告的上帝,……這樣的上帝
,基本上需要我們凡人拿靈魂去賭博,用生命的每一秒鐘去下注……
。這是真的!在我們有限的生命裏,每一刻都拿來賭,每一個東西都
要拿來賭,賭上帝的存在,賭這個無法證明的事實是真的。
以賭博來比喻宗教信仰,一如以「玻璃教堂」來暗喻基督教在殖民教化中的角色。在小說中,「玻璃教堂」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隱喻,它雖然是奧斯卡
和露辛達之間一場愛情盟約的賭注,但它的成敗,一如殖民主義設在土著社會裏的一家「賭館」,其中上演著一場基督文化和蠻荒野人之間押寶下注、你輸我贏的賭
賽。玻璃教堂是英國宗教與文化的象徵,它的搭建,意味著英國帝國主義的入侵,它在貝林傑河上緩緩而行,意味著帝國教化在土著社會的血脈中潛伏滲透,它最終
沉入河底,意味著基督文化的徹底失敗。玻璃既是力量與信仰的來源,也是人性脆弱的代表。在小說中,玻璃教堂是背負著宗教戒律、承擔著教化聖職的奧斯卡,在
面對空有財富卻沒有真愛的露辛達時的一種掙扎、一樁懺悔、一記創傷、一場覆滅。賭博作為一種宗教叛逆和人性解放,竟成為這對嗜賭又蠢愛的男女一場末日悲情
的最後歸宿。所有人都是輸家,露辛達賭輸了她的財產,奧斯卡賭輸了他的愛情與生命,即使米莉安意外獲得繼承的財富,也賭輸了她的二次婚姻,而哈撒特最後迎
接到的也只是一座破碎的教堂,一個破碎的帝國象徵……。
1997年的《來自黑獄的陌生人》(Jack
Maggs),是一部試圖「重╱改寫」澳洲殖民歷史,反抗英國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現實主義傳統,解構被殖民主義定型化的「英國身份」,最終回歸「澳洲本
性」的後殖民小說。作品獲得1998年「大英國協作家獎」和邁爾斯‧富蘭克林獎。正如瓊‧李絲(Jean Rhys)在《藻海茫茫》(Wide
Sargasso
Sea)中試圖改寫《簡愛》對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殖民論述,顛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中「瘋女╱怪物」的他者形象一樣,凱瑞將他的反寫目標指向狄更斯
(Charles Dickens, 1812-1870, 如圖)的《遠大前程》(Great Expectations,
1860),並向19世紀英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殖民論述霸權進行挑戰。
在
一次訪談中,凱瑞說明了這部小說的創作緣起,一方面他非常不滿狄更斯「帝國凝視」下的澳洲形象,特別是狄更斯那種無視於英國對澳洲「流放殖民」的史實,以
及對帝國價值幾近封閉自戀的捍衛。其次是受到愛德華‧薩依德(Edward Said, 1935-2003)《文化與帝國主義》(Culture
and
Imperialism)一書的影響。薩依德在書中評述了狄更斯《遠大前程》中「帝國中心主義」的論述立場:狄更斯塑造了一個稱為阿貝爾.馬格維奇
(Abel
Magwitch)—一個被設想為「澳洲人的祖先」的流放罪犯—的人物,通過一種「英國╱中心身份」和「澳洲╱邊緣身份」的差異,通過一種「澳洲╱贖罪
的」、「英國╱滌罪的」的文化對比,來鞏固大英帝國的霸主地位。實際上,在薩依德的評論中,狄更斯的作品是英國殖民征服和帝國實踐的組成部分,與珍‧奧斯
汀(Jane Austine)和吉卜林(Rudyard
Kipling)一樣,都是19世紀「帝國文本實踐」的主要代表。受到薩依德的啟發,特別是薩依德關於「邊緣反寫中心」的文化抵抗策略的鼓舞,凱瑞乃通過
對馬格維奇這一澳洲人物與身份的重寫,顛覆澳洲與英國的「兄弟之國」的友邦關係,重新確立澳洲遭受英國殖民的歷史,確立澳洲文學「後殖民反抗」的必要性。
故
事以「仿寫」《遠大前程》的劇情結構,以第三人全能敘事、正敘和倒敘夾雜交錯的方式,描寫一位被流放到澳洲而致富的罪犯傑克.麥格斯(Jack
Maggs)重返倫敦尋找愛兒亨利.菲普斯(Henry
Phipps)的故事。與《遠大前程》不同的是,狄更斯的敘事重心是在英國人皮普(Pip)身上,凱瑞則把全部重心放在被狄更斯邊緣化的馬格維奇─也就是
麥格斯─身上。麥格斯以「寫信給兒子」的方式,述說他自己的經歷,期望有一天能獲得兒子對自己「待罪之身」的寬諒。麥格斯自幼是個棄兒,在倫敦橋下以「揀
食」為生,被一位飆悍的女慣竊馬莉.布瑞登(Mary Britten)收養,並接受西拉斯.史密斯(Silas
Smith)的偷竊訓練,因而成為一名技高膽大、為西拉斯這個「偷竊一族」生財致富的竊賊。麥格斯將布瑞登視為「母親」,對她充滿感恩與懷念,因為儘管麥
格斯終日全身佈滿倫敦橋下惡臭不堪的污泥,但至少他還有一個「英國人」的公民身份。布瑞登(Britten)的姓式與「不列顛」(Britain)諧音,
而麥格斯也把瑪麗.布瑞登視為「祖國母親」的象徵─他眼中的「女王陛下」─這意味著麥格斯一開始是以「英國身份」為自我認同的歸屬,雖然麥格斯最終領會到
他的「英國身份」不過是個一廂情願的假象,一場自欺欺人的認同幻覺。
麥
格斯在作案被捕之後流放到澳洲。儘管他因經商成功而在獲得大筆財產,但他還是一個被中心社會隔絕的罪人、被主流價值拋棄的廢物。麥格斯一心想脫離這個帶有
「殖民地原罪」的澳洲身份,一心想重返倫敦尋找他的兒子。麥格斯以一名「陌生客」的身份夜返倫敦,意外地成為佩西.巴寇(Percy
Buckle)的家中尊貴的僕役,認識了總是對他既好奇又同情的女僕梅西.拉金(Mercy
Larkin),特別是認識了常來巴寇家中作客的作家托比阿斯.奧茲(Tobias
Oates)。小說中的奧茲是一個神奇式的人物,出身卑微,歷經辛酸,他以寫作─通過虛構與幻想─試圖創造曾被剝奪的溫暖世界。然而,奧茲也是一個善惡兼
具的兩面人,他一方面熱心於描寫窮人故事,致力於保護受虐兒童,一方面他又是一個「窺心者」(heart
voyeur),善於以催眠術「竊取」他人的隱私。奧茲運用催眠術披露了麥格斯極力壓抑、不願人知的「澳洲流亡辛酸史」。在夢境中,麥格斯不斷夢見身穿軍
服的監獄士兵,對流放罪犯施以酷刑和淩虐,他夢見自己不斷反抗,甚至不斷拿起巨石,向狀似幽靈的士兵頭上砸下,幽靈之頭像破裂的瓜果腦漿四溢。處於催眠狀
態下的恐怖景象,代表著殖民地澳洲對英帝國的「復仇潛意識」。凱瑞通過這場「催眠敘事」,不僅重新展現澳洲殖民地的真實歷史,恢復這個被英國主流文學打入
「禁區」的幽黯領地,也解構了狄更斯的「假現實主義文學」傳統,瓦解了帝國作家對澳洲歷史權威式的「假論述」。
重返倫敦、尋找昔日「母親」、思念離散的兒子、一封又一封隱密信件,都是凱瑞在小說用來比喻「澳洲」這一罪惡之地,對母國─英國「忠誠表露」的隱喻。麥格
斯給兒子的「自傳式」書信,是在黑夜裏用「密文」寫下的,而且必須塗上檸檬汁在鏡子下觀看才能閱讀。這段不能公開、羞於見人的流亡秘辛,象徵著一個處於陰
暗角落的澳洲意象不被英國主流社會所接納。對於一心想「認子歸宗」、「浪父回頭」的的麥格斯來說,「我本一心向明月,怎奈明月照溝渠」。母親避不見面,因
為不願在生活好轉之後再度勾起舊時揀食為生、偷竊致富的往事;兒子不肯「認賊作父」,不肯讀信,視自己的父親為累贅,甚至一想到他就「厭惡至極」,麥格斯
甚至是在兒子試圖對他「殺人滅口」的威脅下,重新逃回澳洲。通過這段「被拒於英國門外」的敘事,凱瑞改寫了狄更斯筆下一場「虛構式」的滌罪儀式:通過皮普
接納馬格維奇,實現了帝國道德的洗禮,因而「寬容」了罪犯馬格維奇。實際上,英國從未接納澳洲,英國只是把澳洲定義為帝國王法的化外之地,以之來襯托大英
帝國的正統性和高貴性。
奧
茲是凱瑞在小說中運用的十分成功的「後殖民隱喻」。有些評論家認為奧茲在這部小說中以取材於狄更斯生平故事,以戲謔式手法來取悅讀者的作品─這種「作品中
還有作品」的創作手法,是凱瑞一貫而獨特的雙層敘事技巧─是用來諷刺和解構狄更斯這一世界文學史上巨擘人物而刻意設計的。儘管這一觀點雖然略嫌牽強,但完
全可以將奧茲關於麥格斯的傳記《麥格斯之死》,看成是對《遠大前程》這部作品戲仿式的影射。一方面,奧茲通過催眠完全掌握了麥格斯的流亡史跡,但卻仍然以
「虛構」筆法寫下《麥格斯之死》,這意味著英國主流統文化從不願意「正視」澳洲這一邊緣之地的帝國心態,一方面,麥格斯也不願奧茲書寫關於他在澳洲的這段
「化外經歷」,這意味著澳洲歷史始終處於被壓抑、被抹煞的處境。然而,與《遠大前程》不同的是,狄更斯筆下的馬格維奇最後遭到絞刑處死,這似乎是英國正統
敘事下一個澳洲罪犯「罪有應得」的下場,但是在凱瑞筆下,麥格斯逃回了澳洲,重新拾回他的澳洲身份,因而也獲得新的認同與重生。
2000年出版的《凱利幫的真實歷史》(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,
)使凱瑞成為繼柯慈之後第二度獲得「布克獎」(2001年)的作家。這是凱瑞所有作品中最具歷史與文學價值的作品,是一部關於被澳洲官方「欽定」為叢林大
盜的內德.凱利(Ned Kelley,
1854-1880)及其同夥的故事。凱瑞宣稱他總計花了35年的時間來撰寫這部小說,其中包括對凱利歷史檔案的重讀、詮釋和分析,也包括對凱利生平和文
物的重新考據和辨識,最後寫下這部從凱利窮困潦倒的童年到被絞刑而死的悲劇故事。「凱利幫」的故事在「默片」、「黑白片」時代就被拍成電影,1970年三
度重拍,由動作派演員麥克.傑格(Mick
Jagger)
主演。以羅伯.卓伊(Robert Drew)的小說《我們的陽光》(Our
Sunshine)為腳本的凱利幫的故事,於2003年再度還被拍成電影《Ned
Kelley》(中譯為《法外狂徒》),由執導過《蠻牛戰士》(Buffalo Soldiers)的導演葛列格喬登(Gregor
Jordan)導演,主演過《四根羽毛》(The Four Feathers, 中譯為《關鍵時刻》)的希斯.萊傑(Heath
Ledger)和演過《魔戒二部曲:雙城奇謀》(Lord of the Rings: The Two
Towers)的奧蘭多.布魯姆(Orlando Bloom)以及英國女星娜歐蜜.華茲(Naomi Watts)等人主演。
http://www.movie-gazette.com/cinereviews/676
從把內德.凱利視為「澳洲的湯瑪斯.傑弗遜(Thomas
Jefferson)」─美國第三任總統,美國《獨立宣言》的起草人之一—來看,凱瑞採取了和澳洲官方完全相反的觀點,那就是將凱利視為澳洲的「民間英雄
(folk
hero)」,一個劫富濟貧的「義賊」而不是綠林大盜。這部小說被許多評論家視為「澳洲的民族寓言」,《紐約時報書評》則高度肯定凱瑞是一個「文學寶藏偉
大的挖寶家」,肯定凱瑞「將瑰麗的色彩和耀眼的光芒,賦予一個早已褪色的故事,將滾燙的血和溫暖的肉,賦予一個久遠的神話」。通過這部小說,凱瑞不僅重述
了凱利這位流放的愛爾後裔反殖民、反壓迫的傳奇故事,重塑了凱利的血淚家族和歷史苦難,並藉由這一真人史實重寫了澳洲的民族身份,也改寫了被殖民帝國歪曲
汙損的文化形象。
儘
管摻雜了若干虛構的成份,小說還是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手法,從13封凱利寫給從未見過面的女兒的信件為起始線索,一一檢索了這位叢林鐵漢25年短暫的生命。
凱利是一個愛爾蘭人,父親因觸犯法律而被流放到現今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凡‧德門(Van
Diemen)監獄,出獄之後全家遷往澳大利亞大沙漠東北部乾旱的維多利亞草原區,在這綠色大地上,瀰漫著貧窮與苦難,充斥著警察暴力和官僚腐化。12歲
那年,凱利的父親被當地警察迫害而死,此後他的母親艾林.昆恩(Ellen Quinn)獨自挑起撫養一家六口的重擔,15歲
年僅18歲關在監獄中的內德.凱利
http://nedonline.imagineering.net.au/Masterframeset.htm
那年凱利就被指控偷馬和協助盜匪打劫而被關進鐵牢,16歲時,一名警察企圖強暴他的妹妹,凱利將警察打傷之後逃跑。為了營救因他打傷警察而被捕入獄的母親,凱利和弟弟丹.凱利(Dan Kelly)和兩名好友喬
伊.
巴恩(Joe Byrne)、史蒂夫.哈特(Steve Hart)乃組成「凱利幫」(Kelly
Gang),揭竿而起,在蒼茫漆黑的叢林裏和警察、密探、奸細展開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殊死搏鬥。他們穿戴著用鐵犁自製的頭盔和胸甲(目前還保留在當時關
押凱利的監獄裏),翻山越嶺,刀槍不入,他們多次搶奪銀行,殺死警察,但卻把搶來的錢分送給當地的窮人。1880年6月,載有一營兵力的警察乘坐火車追捕
他們,當時「凱利幫」攻下了葛林旺鎮(Glenrowan),為了反抗警察追捕,「凱利幫」將全部鎮民關入一家旅館當人質。
「凱利幫」對鎮民發表長達7千字的「控訴書」,細數法律的不公、警察的欺淩、政府如何迫害愛爾蘭天主教徒。他們 喬伊.巴恩(Joe Byrne),凱利的好友
,文質彬彬,帥氣十足,既會寫詩
也愛吸食鴉片、教育程度高於凱利,
死於葛林旺槍戰之中 誓言要把富人的財產分給窮人和寡母,要向政府當局發起永不回頭的報復。當優勢警力包圍旅館之後,雙方爆發激烈的槍戰,從黃昏持續到黎明。最後「凱利幫」彈藥用罄,寡不
敵眾,三名「同志」留下最後一顆子彈而飲槍自盡,凱利則因腳部受傷而被活捉,半年以後,凱利在墨爾本被處絞刑吊死,死時年僅25歲。
小說以13綑的書信卷宗為主體,當然,小說並不是一本文獻檔案式的記錄或編纂,但也不完全是虛構的,應該說凱瑞是刻意以「虛構的文學藝術來再現真實無誤的
歷史真相」,這是因為真實的史實在官方禁制下已不復可得,於是凱瑞所使用的「虛構」就不只是趣味性或純粹想像性的虛構,而是一種既對官方論述的「解構」又
是對真實史實的「重構」,也就是說,從虛構的現實中重新塑造真實的歷史人物,而這又正是
15歲時的內德.凱利
凱瑞獨特文學技巧之所在。一方面凱瑞對每一包信件都作了細膩的說明,但都是以「刻意仿寫」官方口吻和語詞的方式來「裝飾」它的真實性,一方面卻
又「明顯提醒」讀者,他的「文獻說明」有的是策略性編寫的,文獻的編號和收藏地也都是虛構的。例如在第一綑信件之前,凱瑞加上了以下的說
明:
國家銀行的信柬,幾乎可以肯定是1878年12月由國家銀行歐羅瓦
分行(Ruroa Branch)拿出來的,有45頁,中號紙型(大約8英吋×10
英吋),信劄頭上有打丁孔,還有倉促綑綁的痕跡,上面沾滿著汙漬
然
而,這些信件又都是沒有日期、沒有簽名、沒有次序;凱瑞刻意將沒有日期的手稿說成是藏在墨爾本的圖書館,而把印刷體、有編號、有出版日期與出版處的資料說
成是藏在雪黎的圖書館,實際上,這些圖書館根本不存在。在這裏,細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看出凱瑞刻意以多層意涵的「虛構」,來「戲仿」一種後現代的文本策略。
一方面,一種「戲仿∕解構」(官方話語)形態的虛構手法是在反諷官方語言的虛假性:一副裝腔作勢實際上是歪曲顛倒之「正史的欺騙性」;另一方面,一種「真
實∕暗示」的虛構又是在反射和襯托被壓抑、被塗改之「野史的真實性」。例如沒有編號、沒有簽名、沒有地址的手稿,是在暗示處於被壓抑之「凱利幫」的史實,
它期待的是被存檔、被保留、被見證,而不是為了寄送或傳播,然而,這種渴望為自己辯護和被眾人理解的願望,在官方控制的語言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實現,正如那
些編有序號的印刷資料是被藏在「虛構的圖書館」一樣。兩層不同涵意的虛構手法,一方面表明「凱利幫」的歷史似乎只有「假藉」官方話語的權威式腔調才能「取
信」於人,一方面又是在反諷和暗示被壓抑、被殖民的歷史根本無法「載入」正統的歷史,無法「進入」主流文化的脈絡。凱瑞這種以虛構材料來「倒現」或「反
呈」歷史真實性的手法,旨在表明澳洲殖民歷史中「有真人無真事」、「有真事無真史」的扭曲狀態。
和以《我們的陽光》為腳本的電影《法外狂徒》強調自然美景和「好萊塢式警匪槍戰」不同的是,凱瑞在小說中自始強調「反殖民主義的歷史真實性」和「鐵漢柔情
式」的人性視角。小說清楚說明凱利是在警察的謊言和暴力下被「逼上梁山」的。這裏的警察暴力,不只是皮鞭和鐐銬而已,而是包括種族歧視的暴力、文化貶抑的
暴力,以及身體暴力、土地掠奪與經濟剝削等等多重暴力。實際上,凱利是一個善良而富正義感的人,少年時代的凱利曾經因為營救一個落水的小孩,而被贈予一條
批在腰間的綠肩帶,意指「上帝派來的天使」,此後乃凱利不僅成為族人的「少年英雄」,受到當地教會的推崇,凱利也終生以此為傲。他甚至在面臨警察追補時還
試圖搭救被他射殺的一名警察,在警察斷氣之前道出他深摯的歉意。
電影對凱利幫「誤打誤撞」成為全國通緝的要犯,以及天真善良的「業餘土匪」的本性,作了細膩的描繪。在第一次搶劫一家高利貸錢莊時,史蒂夫巧遇了一位小學
同學,史蒂夫問同學在這裏做什麼,同學答說在此幫傭,同學也好奇詢問史蒂夫來此做什麼,史蒂夫一副若無其事地說:「我來此搶銀行」;整個搶劫沒有緊張和凶
殺的過程,喬伊和莊主太太在隔壁親熱,其他同志竟與莊主家人閒聊了起來,凱利則在旁邊看起書來。凱利無意間找到了一群窮人向錢莊借貸的帳冊,莊主要求歸
還,凱利卻將一綑逼迫窮人還債的冊子,丟入火爐,化為灰燼。在另一次搶劫銀行的行動中,凱利的行動遭到銀行內居民的質疑,凱利為了表明自己「逼上梁山」的
心志,當眾寫信給維多利亞總督,信中辱罵殖民政府員警的腐敗,當場卻有居民提供「罵人的話語」,一句接一句,並載入信中,引起哄堂大笑。
凱利只知道父親是一個沈默寡言(quiet and secret)的人,在他幼年時代,警長歐奈爾(Sergeant
O’Neil)編造他的父親是一個「惡徒中的惡徒」,一個「穿著『花衣』的同性戀者」,這個被汙名化的父親形象是凱利心中永久的創傷,以致使他自小就成為
一種「精神上的孤兒」—無法給自己的父親一個合法的定位。等到12歲父親去世以後,凱利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在「沈默與謊言」(lies and
silences)中長大的,逐漸體會到愛爾蘭後裔不過是二等公民、低級罪犯。凱利後來也才知道「花衣」和「黑臉」原來就是愛爾蘭人精神反抗的象徵,父親
因身穿花衣而被汙陷為同性戀,實際上「花衣」是父親一種沈默反抗的圖騰。警察編造出來的父親形象,實際上就是一種殖民論述的欺騙,這種殖民論述試圖從根本
上割裂愛爾蘭人的文化傳統,使愛爾蘭後代成為「無根斷帶」的劣等民族。在此意義上,就為了反抗帝國壓迫下的歷史斷裂和身分剝離而言,凱利的反叛絕不等同於
盜匪行徑,而是一場恢復自我認同與民族自救的歷史性起義。
對凱利而言,「父親的形象」是殖民論述「妖魔化敘事」的產物。這種妖魔化敘事是一種為帝國政治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操作手法,它包括一種帶著「豁免性」的歷
史敘事技巧和一種「凝視下」的種族幻見。殖民論述首先將「愛爾蘭」塑造為罪惡滿貫、粗魯愚鈍、文化低賤的「打劫」民族,這個民族在叢林中、草原上、山陵
邊、溝壑裏,盡是幹著與文明作對、向法律挑戰的集體犯罪。換言之,殖民論述首先搭建了一個「種族銀幕」(racial
screen),通過這種銀幕凝視,愛爾蘭人在其中被呈現為「劣等民族」的危險形象,“gang”(幫)這一字眼就是個明顯的例子。其次,殖民論述再假藉
一種「官方—公共—客觀」的敘事位置,一種中立化、公益性的敘事立場,這種立場有助於殖民者將自身「豁免」於造成此一歷史悲劇的成因之外,將自身排出於歷
史困境之追究歸責的對象之外,更因而阻卻了人們對這一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反思和檢視。於是,凱利的「愛爾蘭祖先」、凱利幫的造反行動,長期以來一直服務於殖
民意識形態的敘事化,並為殖民者提供追捕、絞殺帝國反叛者的合理依據。
通過這部小說,凱瑞不僅再現了澳洲原始的地域特色和本土風味,更通過凱利這位愛爾蘭後裔,重現了愛爾蘭的傳統神話和民族寓言。無論是黃土、枯木、乾河、橡
樹、草原、山脊或巨蟻,無論是袋鼠、浣熊或笑鳥,這些山林與生物,不僅表現出澳洲草原生活特有的原味和野趣,也是凱利用來表達現實生活、人生際遇、命運悲
歡和情感起浮的生花妙喻。凱瑞毫不掩識地讓凱利以他不登大雅、標點不清、文法不全的「土話英語」,以一種帶有鄉土情感和草莽反抗精神的口語敘事,來對抗霸
權式、壓迫性的正統英語。正如正統語言是殖民者慣用的壓迫工具,反抗殖民統治的第一步就是對正統語言的棄置、顛覆與瓦解。凱利不僅用自己的身軀和鮮血向殖
民者作出直接的挑戰,更以自己的語言述說自己的故事,藉此重塑自己的民族身份與尊嚴。凱瑞的貢獻在於,他使「凱利幫」走出了胡編亂製的官方黑史,進入了
「澳洲聖雄」的行列。時至今日,凱利已不再是歷史上土匪盜賊的代表,而是今日人們口語相傳的「澳洲羅賓漢」。在2000年雪黎奧運開幕式中,身著盔衣盾甲
的「凱利幫」伴著可愛的袋鼠結隊走入會場,象徵了「凱利幫」已成為澳大利亞的民族象徵與榮耀。
儘管凱瑞被視為當代澳洲「新銳派」小說的代表,但凱瑞的文學創作基本上還是繼承了澳洲的文學傳統,那就是不斷透過自創的語言敘事建立對一個邊陲地域的認
同,不斷通過具有特色之「澳洲小人物」的重覆塑造,建立一種有別於英國典型的身份形像。凱瑞小說中的人物,大多是社會棄兒或卑微人物,這與向來以草原隱士
或叢林盜匪,以土著悲歌或移民辛酸為傳統主題的澳洲文學,實有前後呼應的繼承關係。由逃犯故事和盜匪小說所構成的「流放文學」,一直是澳洲歷史與文學傳統
的主流,19世紀以來,小說家馬克斯‧克拉克(Marcus Clarke, 1846-1887)的《無期徒刑》(For the Term of
His Natural Life),羅夫‧博爾德伍德(Rolf Boldrewood, 1826-1915)的《武裝行動》(Robbery
under
Arms),都是這一傳統的經典之作。然而凱瑞的創新與貢獻在於,他能融合更新穎的文學藝術與技巧,特別是運用「後殖民解構書寫」的策略,轉變流放居地成
為澳洲人民的「新╱故土」,讓逝去的歷史人物重現於當代生活中,為現代澳洲編織民族寓言的新神話。
作品閱讀:
1,Peter Carey,《奧斯卡與露辛達》,林尹星譯,臺北:允晨,1999
2,Peter Carey,《黑獄來的陌生人》,彭倩文譯,臺北:皇冠,1999
進階閱讀:
1,Bruce Woodcock,
Peter Carey,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, 2004
2,Hermine Krassnitzer,
Aspects of Narration in Peter Carey's Novels: Deconstructing
Colonialism, Edwin Mellen Press, 1995
3,Peter Pierce,
The Country of Lost Children : An Australian Anxiety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9
巴斯葛(Blaise Pascal,
1663-1662)是法國著名的天才數家家和物理學家,31歲發明「巴斯葛三角形」定律,並建立了數學中機率理論和集合理論的基礎。巴斯葛就是以思考賭
局臨時終止時賭金應如何分配問題,建立了機率概念的基礎。31歲之後開始進入宗教冥思生活,著有《沉思錄》一書,對後世宗教影響甚大,死時年僅39歲。